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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永通　
　　
　　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全市总共涉及学校241所，近10万人。
　　秋季开学已经一个月，整顿所牵涉的孩子，能否如政府所愿“有学上”和“上好学”？
　　这是本报记者对两个区的观察。海淀区的整顿牵涉到15000多个孩子的命运，余波未了。大兴区几百打工子弟强行冲入被取缔学校上课，又受关注。
　　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努力和用心，也看到了事情涉及的几方：家长孩子、民工学校、公立学校，各自的焦虑与博弈。
　　
　　已经被取缔的北京大兴源海实验学校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9月22日，星期五。迎着东面的太阳，在学校围墙根下，在卧倒的电线杆上，100多个学生，从学前班到初中二年级，盘坐着，有的东张西望，有的跟着老师的手势咿咿呀呀念着不同的课文。
　　自今年9月4日以来，师生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规律：“恐惧的周一，可怕的周五”。每周一，镇政府和穿制服的巡防人员围成人墙，阻拦学生入校；周五下午，镇政府的人则在门口拦截家长，发放传单。
　　不过现在，连周二周三都“很难过”。就在三天前，9月19日，星期二，数百学生喊着“我要上学”的口号，冲破十来个巡防人员的“人墙”封锁，强行进入学校上课。
　　校长陈永明称，学校之所以强行上课，是因为“家长不同意”，“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学生，我们也要办下去。”
　　大兴区瀛海镇分管文教的副镇长王长路则认为，“陈永明是在拿孩子当砝码，牺牲孩子的学习，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瀛海镇教委先后发出五次通知，镇教委和陈永明还签过两次协议，但是，白纸黑字没能阻止学校强行上课。
　　9月22日，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一个家长有些激动：“你说为什么关了7次，还有这么多学生？”
　　
　　“刺头学校”
　　瀛海镇教委主任刘宝平承认，这次取缔的通知“确实有点急有点晚”。取缔行动的大背景就是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通知。镇教委作出“清理整顿方案”已经是7月20日。房屋安全是学校取缔与否的最关键因素。取缔源海实验学校的理由就是：教学楼存在局部安全隐患。“原来300多人，现在700多人，领导都坐不住了。你说上课起立，咣当一声，楼塌了怎么办？”
　　事实上，2005年7月15日，大兴区教委在房屋质量巡回检查中就发现了正在筹办的源海实验学校，而且发现了问题———教学楼属于“三无”建筑———无地质勘探报告，无施工设计，无施工验收报告。当时的处理意见是：责令举办者陈永明停止招生、停止办学。
　　44岁的陈永明是河南息县人，1996年到北京，以卖小工艺品起家，后来在北京西站开超市，“挣了点钱”，在老乡的介绍下，萌生了办学的想法。他预交了三年的租金35万元，租下瀛海镇西一村的一座三层楼房。2005年8月16日，正式对外招生。
　　在此次“清理整顿”中，整个大兴区的48所打工子弟学校，有26所将被取缔。源海实验学校是名单上的最后一所，也是惟一一所至今无法顺利关闭的学校。
　　9月22日，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对本报记者说，关闭了源海，他们的工作将取得“阶段性胜利”。
　　
　　最后整改
　　2006年8月1日，大兴区教委专门给陈永明下发了一纸没有文号的“告知书”，责令其“自送达之日起两周内达到《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有关规定要求；并取得卫生、房屋安全、消防等部门的合格证书”。
　　整改是陈永明最后的机会。不过由此他也认为，既是整改，就可以继续办学。8月10日，学校照常开学，报名火热。
　　8月16日，镇教委主任刘宝平带着巡访人员到学校发传单，但“家长一手拿着教委主任刘宝平递过来的传单，一手交钱”。教师赵金萍说，学校告诉家长，他们准备申请房屋安全鉴定，不会有问题。
　　8月18日，在过了“两周整改期”后，大兴区教委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源海实验学校停办。但是这个文件同样没有文号(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后来解释这是“工作失误”)。陈因此视若无睹，学校照常边招生，边上课。8月25日，学生人数达到701人，并且依然在增加。
　　记者从瀛海镇教委的档案中查实，8月5日和8月23日，陈永明两次给“区教委领导”写信，恳求暂留学校一年。直到8月27日，陈永明觉得“不做不行了”，他向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提出申请。花了8000块钱。
　　鉴定得出了对他有利的结论：“该房屋现状可以保证在正常条件下的安全使用。”
　　鉴定的负责人、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工程师张薇后来对本报记者表示，施工图纸和勘探报告主要是程序上的问题，以前很多房屋都没有，严格来说，没有图纸和勘探报告肯定不可以。但这不影响作出安全鉴定。
　　然而，这份新的鉴定直到9月1日才出炉，已经错过区教委给的整改期限。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称，区教委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过，结论是：无论哪份报告都不能证明该楼达到安全标准。
　　
　　强行关闭
　　9月4日，瀛海镇政府首次派出大队人马对该校强行关闭，700多名学生被巡防队的人墙挡在门外。
　　此前的8月31日，瀛海镇已经以政府名义专门对源海实验学校的家长发出了“通知”，承诺分流学生不会重复收费。
　　4日晚上，陈永明去了教委，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政府作出巨大让步，“举办者已收取走读学生的费用全部自行支配，政府不干预”，以此抵消陈永明房租等损失。陈永明决定妥协。但他提出要求，要镇教委多给学校上几把锁，并且到现场去疏导学生到其他学校。
　　第二天，镇教委在门上拧了根铁丝，没派人去疏导。“学生又去撞门，有的翻墙，没办法，只好开门。”陈永明说。这一天，学生人数骤降至518人。
　　9月13日，孩子们在校门外嚎啕大哭，没有上课。
　　9月14日下午，在镇政府，陈永明和司法所所长李平原有一段对话：李平原：“政府要关闭学校，有什么要求？”
　　陈永明：“我知道是非法办学。可如果家长接到通知会怎样想？把孩子这么相信地交给你，现在自行宣布解散？我现在没有回头路，只有开下去，除非政府强制贴封条关闭学校。”
　　9月19日，镇政府和巡防队再次强行封校。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封校。十几个巡防队员围成人墙，将大门堵死。8点10分，上课铃一响，学生家长都急了。学生喊着“我要上学”的口号，冲进学校。在混乱中，巡防人员与家长发生肢体冲突。
　　前去采访的北京某报摄影记者，从女厕扒开铁丝网，逃离现场。
　　
　　分流之后
　　这段时间，家长们也被搅得心神不宁。在附近服装厂工作的闫保安说，自己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上学。”
　　按照瀛海镇的分流方案，被取缔的4所学校，小学生将被分流到被政府认为“校舍较为安全，暂时保留一年”的民工子弟学校怡乐学校、晨光学校和康明学校，以及后来政府新建、私人承办的经纬学校；学前班儿童分流到瀛海镇第一中心幼儿园，初中生分流到红星中学，两者都属于公立学校。
　　闫保安拒绝将孩子送往政府指定的分流学校：“康明比较近，但门前有条大水沟，不安全。其他学校比较远，还得过马路。而且姑娘在家的成绩没这儿好。这里教师都有资格证。也有暖气。”
　　在瀛海镇的7所自办民工子弟学校中，源海的学费最高———小学每学期400元，高出其他学校50元，来此就学的学生却越来越多。第一学期招来了280多人，第二学期猛增到620人，刚刚开始的第三个学期，21个班，学生人数一度突破700，规模超过被保留的三所学校中的任何一所。
　　五年级的吴章伟去了康明学校一个多星期，又跑回来找陈永明：“那里一点也不好，一个班70多人，让我坐在后面，都听不见。”
　　记者从镇教委的一份登记表上了解到，4所接受分流学生的学校，大多数班级人数分流后都超过了45人的标准，有的班级甚至达到80人。
　　康明学校校长汪立明承认，康明从源海接纳了160多名学生，已经有30多个学生离开。
　　镇教委主任刘宝平认为，这是源海学校在捣乱，是陈永明把他们叫回去的。陈永明称，他已被骂作是“老无赖”，是“粪坑里的臭石头，又臭又硬”。
　　9月19日，大兴区召开总结会，会议说，清理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总数和在校学生总数“双下降”的工作目标。
　　9月25日，源海实验学校依然大门紧锁。孩子们从铁门的缝隙里钻进去，继续上课。
　　后记：9月25日下午5点，陈永明接到北京市教委的电话通知，让他第二天递交一份材料，让事情“尽快解决”。陈永明觉得，北京市的介入也许意味着学校有了新的活命机会。
　　(P1181101)　
　　
　　■链接
　　敞开胸怀　量力而行
　　——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就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目前，在北京公办中小学借读的流动儿童有22.8万人，是2001年的3倍，占来京流动儿童少年总数的63％以上。尽管这几年公办学校不断扩大招生数量，但在未经批准自办学校上学的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并呈无序发展态势。
　　在全市未经批准的241所自办学校中，有132所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主要包括房屋校舍隐患、交通隐患、食品卫生隐患，这三大隐患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时刻威胁着42010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今后打工子弟学校必须纳入规范管理。
　　全市各区县开展这一工作，仅市级财政就投入基建、修缮和设备经费8000万元。
　　北京第一敞开胸怀，第二量力而行。一个城市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对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承载力，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现在30多万人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北京的承载力毕竟不是n，而是有具体的数字。
　　“限制”，是指要有准入的条件，如北京正在实行的“五证”。在英国伦敦，必须要在那里有住房，并且就业，才能解决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如何从居住、工作等方面界定打工人员身份，北京市正在研究一个比较明确的办法。
　　　　　　

　　9月22日，被取缔的北京大兴源海实验学校外，进不了校门的孩子跟着老师的手势咿咿呀呀念着不同的课文。　　苏永通／图

　　□本报记者　苏永通
　　
　　找选票
　　定价1元甚至免费赠阅的报纸，“炒”到了50元甚至更高。
　　8月23日，黑龙江大庆市的报纸一时“洛阳纸贵”———有单位组织员工收集，甚至派人高价收购。包括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发动起来。另外，该市乘风新村一些居民楼邮箱被撬，居民们抓住了两个可疑的小伙子，兜里揣着七八厘米长的铁条。“看样子是中学生，说是找什么选票。”一位居民说。
　　而在此前一天，求购电话已经打爆了各新闻单位的热线。大庆日报印刷厂厂长孙忠臣说，那天他就接了60多个电话，都是托关系要报纸。对方出价1元或者3元，有要1万份的，也有要两三万份的。大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国彬也对本报记者称，他这几天都接到电话“要选票”。
　　从8月23日起至当月30日，大庆“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进入最后的投票评选阶段。33个候选人角逐10个名额，选票印在当日当地的四份报纸上———分别是《大庆日报》、《大庆晚报》、《大庆油田报》和《大庆石化报》。
　　宣传部人士称，这是考虑到电话和短信涉及费用，而网络可能被操控。为防止出现抢购现象，大庆日报还临时决定：零售报纸不印选票，征订的报纸不加印。《大庆日报》实际印刷30555份，《大庆晚报》征订版54361份。《大庆晚报》还在头版提示市民：“当日零售版无选票。”
　　孙忠臣向记者展示选票的“防伪标识”：透过探照灯，日报选票版背面的一个问号变成黑色椭圆，而晚报上则留下两个小黑点。“一旦回收选票多于发行量，可以以此辨真伪”。此外，选票规定填写身份证号码，“防止一人写多票”。
　　23日凌晨，大庆日报印刷厂大门紧闭。“这一夜，谁也别想睡觉。”大庆晚报常务副总编辑王菲说。他和孙忠臣厂长亲自把守。曾有三四个人隔着窗户要报纸，但是被轰走了。而在发行渠道上，报社也采取了特殊手段——投递也由一人改成两人作业，由投放信箱改为送报上门，并要求签字确认。
　　然而，还是有征订报纸流入市场。有人证实，送报者上楼后，直接跟居民回收报纸，每份10元钱。8月29日，本报记者以“买选票”为由来到火车站，一群穿着黄马甲的女报贩便围上来，称她们手里有货，一份10元。而在某些报刊亭上，还贴着“选票”两个大字——见记者拍照，老板忙扯下纸张，并称自己只是受人所托介绍买家。
　　
　　选票为何这么热？
　　按照常理，选举更应该是“大人”的事情。但颇有戏剧性的是，让大庆报价飙升的主人公是一群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
　　“老师让我们交报纸，一人得交4张。如果不交，就等于没完成作业。”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说。8月28日———大庆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在乘风二小门口，这个学生从书包里翻出报纸给记者看。
　　记者走进副校长室，桌上厚厚的一叠报纸映入眼帘，多是23日的《大庆油田报》，而上面的选票已被齐刷刷剪掉。一工作人员迅速将选票以及一张统计表掩到身后。
　　该小学书记姜世军说，该校号召学生上交报纸；乘风学区乔书记证实，学区所属的10所小学、4所中学都有同样要求———包括与乘风二小同一个院子里的大庆四十六中。
　　但他们否认有指令性计划。二小校长胡景江说，教育中心还特别下了通知，要求不允许买选票，不准下指标。学校并没有说要交多少，可能是学生互相比较，“有的学生比较偏激”。
　　另据有关人士解释：学校是让学生交报纸，而不是让他们去买报纸———这里多是油田职工家庭，至少每家都有免费赠阅的《大庆油田报》。这样做的目的，则是组织学生学习先进人物事迹，选出心中的模范，“这是支持市委工作”，而且也没指定该选谁。
　　在此次评选中，教育系统有4人入围——大庆一中校长武文芳、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校长徐梅、大庆石油学院副校长刘永建、某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孙雪娇。武文芳和王贵忠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
　　“大庆100多万人口，我们系统有近10万，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一点反应都没有。”教育中心副书记王屹立说。从推荐王贵忠为候选人，到组织所有师生交报纸，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与王贵忠个人没有关系———他本人起初不愿参选。这位敬业的主任每学期到基层听课达70多节，许多学生都认得他。在简介中，王贵忠被称作“铁人式的模范领导干部”，其被津津乐道的是实现所属学校的“班班通”，信息化建设全国一流。
　　乔书记说，选票将由学生填写，想投几张票就投几张；之所以要学生统一上交，就是怕学生不会填写。“学校会告诉他们，名字该填什么，身份证怎么填写。”
　　小学生有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记者采访的多数学生称“不知为何要上交报纸”。但乔认为，“孩子还是会有感觉的，而且也没有不允许未成年人参加。”
　　
　　评选不受影响
　　陈国彬对本报记者强调，买卖选票只是个别现象，要看到典型人物“加油鼓劲、引领示范”的作用。而这次活动的主题就定为“引领大庆”，以后的“十一五”、“十二五”还要延续下去。
　　如此大规模地评选典型，在大庆还是第一次。这个聚集多家大型中直企业的城市，曾经树立过以铁人王进喜为首的“五面红旗”，以及后来的“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等典型形象，“铁人精神”成为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象征。而此次评选的候选人，则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是近几年“推选范围最广、群众参与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典型评选活动”。
　　陈国彬介绍，评选活动3月份正式启动，通过组织推荐或者群众推荐产生103个人选，又通过专家评委和群众评委，从其中93个符合条件的人选中确定33名候选人。
　　当地一媒体记者说，很多人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是近几年大庆市大力宣传的典型。“入围的33人中，有不少是全国劳模。”一位宣传干部说。而在候选人简介中，33人有近半担任领导或者企业负责人。
　　还有知情人称，为候选人拉票也不单单是教育系统的事情。某候选人单位“凡是能号召的都号召职工去找，或者专门派人去买”。原因是，此企业总经理一旦当选“最具影响力人物”，可能得到政治待遇。陈国彬否认评选与提干有关，因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
　　8月25日，大庆“一报难求”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对此次评选公正公平的质疑。作为活动主办方，大庆市委宣传部宣教科一工作人员抱怨说，大庆像超女一样被责难。
　　但陈国彬说，评选工作不会因此受影响，因为是完全等额选举，“多于十人或者少于十人，都应该作废”，这就排除了只选一个人而不选其他人的可能；最终评选将以群众投票、专家投票和组织确认相结合，“群众投票只是重要依据，不起决定性作用”。
　　9月26日，大庆市将在油田发现47周年时召开表彰仪式，并请以前的先进典型为“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颁奖。
　　(P1177061)
　　　　

　　连小孩子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苏永通／图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泽民文选》三卷本今天面世
　　
　　□本报记者　苏永通
　　
　　今日，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江泽民文选》(1－3卷)。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雪薇告诉记者，对领袖的研究一般有三种成果：一是选集(文选、文集)，主要精选他们的著述；二是年谱，主要反映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三是传记，侧重记叙他们的生平、思想和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
　　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是第3位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选集的中央领导核心。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有不同小组负责不同领袖人物的文献出版工作。
　　此外，还有其他规格的选集(文选)，比如以选集(文选、文集)编辑组名义编辑、由人民出版社或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著作，大多数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作品集，如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等。
　　
　　编辑与出版
　　与以往分卷出版不同的是，《江泽民文选》三卷同时推出。
　　《江泽民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其前身是成立于1977年3月的“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改现名，其使命也从专门编辑毛泽东著作扩大到党的其他主要领袖人物，各有专门的小组负责编辑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从历史文献扩大到当代文献。
　　如果再往前，还可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足见党中央对理论工作的重视。
　　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党中央的重要职能部门，其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出版领袖人物著作逐渐形成如下惯例：经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指定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外文版则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
　　《江泽民文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亲自抓的”。一位学者介绍，从事编辑领袖著作的都是“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编选《邓小平文选》的有逄先知、龚育之和郑必坚等；胡乔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参与了《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一到四卷的编选工作。
　　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透露，参与《江泽民文选》出版工作的主要是政治部，但几乎是“集合全社力量”，“全部校对都在做这本书”。
　　
　　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出版领导人选集，毛泽东是第一人。
　　最早的《毛选》可追溯到1944年5月，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了一部5卷的《毛选》，印刷在毛边纸上。在这之前，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只有一些单行本。
　　编印《毛选》，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早已确立，而现实的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胡锡奎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负责选集的编印和出版工作。这部《毛选》影响甚广，并为之后不同版本《毛选》的编写奠定基础。
　　各根据地的《毛选》出版高潮出现在中共“七大”后，1945年4月到6月间召开的这次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图书馆，1949年以前的《毛选》就有21种版本之多。
　　陈雪薇从旧书市场上买到的一本东北书店《毛选》，出版于1948年5月，印数2万册。这已经是所有版本中印数最多的版本了。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将自己所写的文章、文件汇集整理出版。此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由刘少奇任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德山副教授说，出版领袖著作的意义在于，“用思想武装人民，让人民跟着领路人走。”
　　到1960年，《毛选》先后出版了一到四卷。从文革开始编写的《毛选》第五卷，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77年才得以出版。1977年3月，由华国锋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决定编辑出版《毛选》五卷，其工作机构是“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
　　不过，《毛选》五卷后来停止使用，1993年至1999年出版了《毛泽东文集》八卷。现在提起《毛选》，一般只说一到四卷。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共选出13位政治局委员，其中书记处书记五名，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
　　根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共识，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就着手编写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领袖人物著作。自1981年起，先后推出《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和《任弼时选集》。
　　
　　核心内容从1983年始，《邓小平文选》(3卷)和《陈云文选》(3卷)也陆续出版。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解释，这是“为了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邓小平和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时他们又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
　　陈雪薇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历史课题。
　　可以预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成为《江泽民文选》的核心内容。在这个论题上，已有不少专题册子出版——《论科学技术》(2000年)、《论“三个代表”》(2001年)、《论党的建设》(2001年)、《江泽民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002年)、《论国防和军队建设》(2002年)、《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2005年)等。
　　除了1989年到2002年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的文章、文件外，他在上海任职的一些重要讲话也将收入文选中。
　　中央党校已准备把学习《江泽民文选》列入新学期的教学计划中。
　　上述学者认为，江泽民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整体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江泽民同志的著作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
　　从2005年1月起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
　　这位学者指出：“学好《江泽民文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对于我们迎接明年的十七大也有重要意义。”
　　(P1174043)
　　
　　部分中央领导人著作编辑出版时间表
　　
　　著作　　　　分卷　出版时间　　编辑出版单位
　　毛泽东选集　一卷　1951　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卷　1952
　　　　　　　　三卷　1953
　　　　　　　　四卷　1960
　　周恩来选集　上卷　1981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卷　1984
　　刘少奇选集　上卷　1982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卷　1985
　　朱德选集　　　　　1983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任弼时选集　　　　1987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文选　一卷　1983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卷　1989
　　　　　　　　三卷　1993
　　陈云文选　　一卷　1984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指导，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校阅，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卷
　　　　　　　　三卷　1986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剑英选集　　　　1996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真文选　　　　　1991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先念文选　　　　1989　中共中央委托，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审核，校阅，人民出版社出版
　　万里文选　　　　　1995　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审核，校阅，人民出版社出版
　　薄一波文选　　　1992　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审核，校阅，人民出版社出版

　　备注：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的一、二卷在出版时并未正式定为一、二卷，而是在出版第三卷后，又重新出版，正式编成三卷。

　　□本报记者　苏永通□特约撰稿　明远
　　
　　《江泽民出访纪实》面世
　　7月30日上午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走进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主持下，他和国务委员唐家璇一起为新书《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以下简称《纪实》)揭幕。
　　出席的各部门负责人还有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中台办主任陈云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等人。江泽民的外交秘书钱咏秋也出席了首发式。
　　这本45万字的书，记录了从1990年到2002年间江泽民同志的109次出访活动。“几乎没有人能亲身全程经历，即使是他每次出访几乎必带的钱其琛。”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说。
　　从1988到1998年，钱其琛担任、兼任外交部长，是江泽民最重要的外交副手。2003年3月，钱其琛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卸任，用半年的时间，写成《外交十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此书推出后获得强烈反响。
　　知情者告诉记者，事实上，当江主席退下来以后，《纪实》就已经在酝酿之中。筹备工作始于2005年，当年夏天，出书的消息就已经出现在俄罗斯塔斯社的电讯中，但并没有引起关注。
　　
　　数十人集体写作
　　《纪实》著者署名为“钟之成”。张宏喜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名字，它代表了参与撰写本书的数十位作者。”据了解，“钟之成”之名可能来源于成语“众志成城”。
　　记者从多个渠道核实，外交部的各个地区司和国际司都参与了本书的筹划和写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1993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APEC高官的王生大使说，在前期的策划中，包括许多老大使在内的外交人员都有所参与，各自汇报了当年参与江泽民出访活动前后工作的情况。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的张宏喜，以及前两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都参与了该书的编写工作。
　　而也有通读此书后的人士介绍，书中有些部分政策性较强，有些部分文字更为生动，可见是集体工作的产物。
　　2006年4月30日，书稿被送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因为责任重大”，出版社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两位最优秀的编辑——袁路明和罗养毅。袁路明也是《外交十记》一书的责任编辑。
　　“一般的书要三审四校，但这本书的校对要加倍。”罗养毅指着桌上厚厚的一堆稿样说。
　　两人放弃节假日，终于在短短2个半月内完成了编辑工作。
　　出版社曾打算把副标题“江泽民出访纪实”作为书名，但最终还是定名为“为了世界更美好”。知情者告诉记者，书名还一度定为“世界你好”，但不巧的是北京电视台有个同名节目。
　　因为营销“保密”需要，新书并没有提前摆上书架。7月30日首发式当天，北京西单北京图书大厦摆在前台的10本样书很快被一抢而空。第二天，《纪实》才正式与读者见面。
　　
　　德国出版社要买版权
　　唐家璇在首发式上说，《纪实》集中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集体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所提出的重大思想观点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这本书的出版是对新中国外交的重要贡献。”“江泽民同志关于外交工作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观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老外交家评价，《纪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外交工作者和相关人员很好的教材。据悉，外交部将人手一册。
　　《纪实》第一次印刷10万册，是《外交十记》首次印刷量的两倍。据了解，已经有德国出版社前来联系购买德语版的版权。
　　2005年初，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风靡全国———出版一个月后创造预售百万册的佳绩。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中心总经理吴龙森说，《纪实》的发行将完全按照畅销书运作，“最终还是市场来评估。”
　　巧合的是，《纪实》的封面设计颇似《江泽民传》———同样的红色封皮，黑白的照片，黄色的书名和白色的副标题。
　　出版方负责人王蕾说，《江泽民传》先后印刷六次110万册(平装)，最后一次印刷是在2005年4月。
　　除了《江泽民传》，在北京图书大厦的“政治人物传记”书架上，关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书只有一本《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这是今年纪念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出版的，薄薄的一本。除党建图书外，新华书店目前销售的关于江泽民的图书还有几名学者撰写的《读懂江泽民》，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而《纪实》等书的出版，将使得这个书架完整起来。记者了解到，一本关于江泽民对台政策的书也即将出版。8月10日，人民出版社将正式出版三卷本的《江泽民文选》。
　　
　　他是中国外交“最辛苦的实践者”
　　作为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出访了70多个国家，行程60多万公里，在空中和外国的土地上的时间总共364天。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为《纪实》撰写的《序》中写道：“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江主席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最辛苦的实践者。”
　　《纪实》按年份划分章节，一年一章，一次出访一节，惟一例外的是，1990年－1992年三年被归到第一章，仅有三节。
　　198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外交面临巨大困境。面对苏东局势突变，江泽民1990年访问朝鲜，他对金日成说，“就中国党和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次访问中，江泽民同志不仅与金日成等朝鲜老一代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还结识了朝鲜新一代领导人金正日。
　　李肇星提到，“江主席从战略高度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结交了许多朋友，逐步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会晤，这是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中美元首峰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妙发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一次关键性的“破冰之旅”，由此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自由运转的空间。
　　在第二天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第一次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公开亮相。江泽民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21世纪”的政治命题，并做了全面了阐述。“这个讲话对冷战后的世界向何处去，对人类如何迎接新的世纪，起着引导方向的作用。”中国前APEC高官王生大使说。
　　2002年10月，江泽民是惟一一个参加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家元首。他被邀请第一个发言，站在东道主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右侧合影。
　　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为中印关系提出新的定位，突出两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大于分歧，两国签署了“不战宣言”。2002年，他访问被西方称为“邪恶轴心”的伊朗，主张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
　　在参观泰姬陵时，江泽民就和陪同的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两位藏族领导同志合影，这个敏感的镜头向达赖集团传达了印度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变化。
　　“与邻为善”的地区政策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宪纲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重点也呈现出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移的迹象。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关系、大国外交更加重要。江泽民两次访问日本、法国、德国，三次访问美国，四次访问俄罗斯。
　　经过不断突破，中国完成了艰难的谈判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江泽民施展个人魅力
　　历次出访中，江泽民充分展示自己的亲和力，他能够熟练地用英语、俄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与客人交流，为了在拉美国家用自己几乎没学过的西班牙语演讲，他连续七八个周末向外交部一位年轻译员学西班牙语，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来遍。
　　王生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面对面的首脑外交有助于缓和矛盾。”当江泽民第一次与克林顿会晤，他们感到，“再发达的通信手段，也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第一次会晤中，江泽民则很会缓和紧张气氛。他送给克林顿一支中国造的萨克斯管，还告诉克林顿，自己年轻时学过二胡，还喜欢唱歌。
　　第一次去美国家庭，江泽民和主人拉家常，还给主人展示自己孙子的照片。临走前，记者笑问江泽民，“您参观的这个家庭幸福不幸福？”江泽民说：“这个家庭很幸福，很好。”接着，他还引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法国，他谈起茶花女确有其人，而且就和小仲马同葬在巴黎的一处公墓里，法国总理巴拉迪尔大为吃惊，连他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在德国，他在致辞中脱离讲稿，即席朗诵了歌德的诗歌。在挪威，他即兴吟唱京剧，弹奏钢琴。
　　江泽民还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美国总统克林顿、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建立很好的私人关系。
　　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在即将结束5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元首对话时，克林顿主动要求“还有一段话要讲”，“江主席，我同你认识已经8年了。……我非常珍惜和江主席的这段友情，也非常赞赏中国在江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说完这段话，克林顿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和江泽民热烈拥抱。
　　“我觉得是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元首外交作用越来越大。”张宏喜这样评价。
　　(P1173081)
　　　　

　　7月30日，《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首发式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国务委员唐家璇和钱其琛同志共同为新书揭幕　资料图片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封面　本报记者　苏永通／图

　　要不要开发票　要不要上税
　　法大硕士告北京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案胜诉；
　　上海出现中国第一批“公共厕所专用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称：会逐步考虑将厕所发票纳入管理范围。
　　
　　□本报记者　苏永通
　　
　　绝大多数城市的收费公厕不能提供发票，理由是“消费者很少索要”。但为了这0.5元的发票，郝劲松与北京地铁公司进行了诉讼。2004年12月，这个爱较真的法学硕士赢得了官司——败诉的北京地铁公司不但为他补开了发票，而且其经营的收费公厕配齐“北京市定额专用发票”。
　　此案产生了广泛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出现“公共厕所定额发票”。它于2005年5月1日启用，面值从两角到一元不等。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收费公厕应该出具发票。”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副主任陈剑说，“这是经营行为的合法证明。”
　　但国家税务总局宣传处刘处长称，对于收费公厕是否开发票，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厕所提供的是小额发票，如果印刷，成本比较高。”他解释说，“但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公厕收费就像公园门票一样，国家会逐步考虑纳入发票管理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在印制公厕专用发票的同时，还将公厕管理费已转为“经营性收费”，并对此实行政府指导价。西安也将公厕入厕收费定义为“具有公益性质的经营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而本报记者调查的其他城市，公厕收费仍然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到“经营性收费”的转变，有何实质变化？
　　西安市环卫局收费管理处处长杨兵说，在2005年以前，该市公厕收费是依据1992年颁布的文件，仅收0.05元或者0.1元。过去的收费标准，已经不能维持现今的运营成本。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只能由省级以上的部门制定，“经营性收费标准”市级单位就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制定。所以在2005年，西安将公厕收费调整为“经营性收费”。
　　具体操作上，除了对于一些“垄断性公厕”(主要指地理性垄断，周围没有其他公厕代替，如火车站附近公厕等)实行政府定价外，大多数收费厕所实行“市场调节价”。调整后的公厕原则上要求“应该有发票”，要上税。
　　本报记者咨询上海财税12366热线，得到的答案是：环卫厕所不上税，社会厕所上税——按照服务业的营业税征收，税率5％。
　　中国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认为，征税与否与收费性质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厕发票的推出与之紧密相关。“普通发票不一定交税，但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它核算收入控制税源。”
　　可以向收费公厕征税的另一个佐证是：在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的同时，郝劲松还向税务部门举报其“厕所偷税”。结果，地铁公司被西城区税务局追缴2万余元税款，罚款1000元。
　　郝劲松说，被追缴的税款属于营业税。西城区地税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环卫公厕是免税的，而其他性质的公厕，税务部门没明确过它不需要纳税。
　　(P1172142)
　　　
　　■链接
　　中国公厕免费前十城
　　
　　2000年10月1日，桂林
　　2001年11月1日，南宁
　　2002年6月1日，昆山
　　2002年3月1日，北京
　　2002年5月1日，杭州
　　2002年7月1日，宁波
　　2003年8月1日，苏州
　　2004年1月1日，郑州
　　2004年3月18日，邯郸
　　2004年12月1日，许昌
　　

　　中国第一张公厕专用发票

图为已被解密的一份外交档案